民國五十二年夏天,我重新參加大學聯考,考上中興大學農藝系。暑假中去拜訪一位早一年考上興大農經系的高中同學李光舟,談話中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。(這是有點怪,不是嗎?其實光舟兄自幼受洗,早就參加教會;而我是高中畢業考上屏東農專後,才信主耶穌的。)於是,光舟兄邀請我參加興大學生團契。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團契。

 

     開學了,興大團契舉辦了迎新會,我參加了,因此認識了不少朋友。記得當時團契假忠孝路教會聚會,學校門口尚未有公車通行,忠孝路也未有公車,每次參加聚會都得徒步到教會,走路大約十五分鐘。後來買了腳踏車就方便多了。

 

      在興大的第一年,團契似乎沒有每週聚會。不過,我仍然經常接到通知,參加了大部分的聚會。第二年陳英士當團契會長,我被分派擔任靈修部的工作,從這一年起團契有很大的改變。團契每週聚會一次外,另外,也在學校教室(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農藝館)舉行晨禱會,每週三次,參加晨禱會的人數有時多達廿多人。以後幾乎團契的聚會似乎就大致上這樣固定下來了。每週一晚上大聚會,晨禱會有時每週兩次,有時每週三次,有時還會有夕陽會(常在園藝館旁的小水池邊舉行),契友們唱詩歌的聲音曾引起不少路過行人的注意。另外,有一陣子主日上午也有教義研究班,由東海大學校牧下山來帶領,在忠孝路教會舉行。

 

      那時候,參加團契的契友並不只是長老會的信徒,也有衛理公會、信義會......,甚至是聚會所的。不過,當時校內尚有一個校園團契,他們在學校附近的浸信會教堂聚會。還有一個絕大部分由聚會所弟兄姊妹組成的團契,他們也常在校園內聚會。我們團契的特色之一是活潑。我仍記得我們常利用週末或主日下午去拜訪光音育幼院,帶東西去,講故事給小孩子聽,與他們當中的大孩子打籃球......或是去大雅盲童育幼院,為他們整理環境......。有時也利用主日去郊遊,參加外地教會之崇拜,但也因此引起一些困擾。

 

      我大三、大四的二年,團契成立了合唱團,甚至舉行音樂佈道會。大四那年,團契很多契友參加了「學生大使」─主日學後援隊,分別到愛蘭、清水、龍井、花壇......等第的地方教會擔任主日學老師。

 

     記憶中有些事情常令人懷念:

 

     每年一次開學前(下學期)的靈修會:契友藉此更認識,同時也邀請募道友參加,與我們分享在主愛裡的經驗。

 

     出版「百合花」:那時候的百合花是油印的,刻寫鋼板臘紙的,調油墨的,算紙、摺紙的,裝釘的......,大家一起工作到三更半夜的滋味,迄今難忘。

 

     大四那年,團契又出版了「心聲」,做為聯絡畢業契友和在校契友間的媒介。可惜,它的似乎壽命不長,我畢業後,很少看到「心聲」。畢業契友與校內契友聯絡是不錯,但由於不曾謀面,總覺得有困難。最好的方法是畢業契友能偶而回團看看。公事、私事路過台中時,不妨安排一下,撥駕到團契聚會的場所去看看。或許能帶給在校契友的不只是精神上的鼓勵呢!畢業契友也能重新獲得一份力量才是!

 

      我後來又回學校讀研究所,就嚐到了這種感受。

 

      畢業後三年,就是我神學院二年級升三年級時,我又回學校讀書─糧食作物研究所。這時候的團契與我大學時代的團契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。週六的聚會我也常參加,甚至也參加了週日上午的查經班。不過那時候我也繼續讀神學院的課,每週往返台中、台南,此外,也兼學生中心的工作,所以比較忙,團契的活動沒有全部參與。如今想起來可能錯失了不少好機會。不過,很多我研究所時代認識的契友,今日仍然保持不錯的聯絡,這時遺憾中的欣慰。

 

      團契如今是成長呢?還是衰退呢?依我這幾年回團契擔任幾次聚會講師的經驗,是不同了,至少,人數少了,募道友少了。不過,團契所討論的東西似乎比以前更深奧一些。人在成長過程中會變,團體當然亦不例外,我不希望它全然和我學生時代一樣,只希望團契能扮演它應該扮演的角色,參加團契的人能從參加團契的聚會中獲得造就,使契友間的聯繫、感情有增無減,那麼當我再次回團契時,雖然會有陌生,卻必然會有興奮之情,不是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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