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五十二年夏天，我重新參加大學聯考，考上中興大學農藝系。暑假中去拜訪一位早一年考上興大農經系的高中同學李光舟，談話中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。(這是有點怪，不是嗎？其實光舟兄自幼受洗，早就參加教會；而我是高中畢業考上屏東農專後，才信主耶穌的。)於是，光舟兄邀請我參加興大學生團契。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團契。
開學了，興大團契舉辦了迎新會，我參加了，因此認識了不少朋友。記得當時團契假忠孝路教會聚會，學校門口尚未有公車通行，忠孝路也未有公車，每次參加聚會都得徒步到教會，走路大約十五分鐘。後來買了腳踏車就方便多了。
在興大的第一年，團契似乎沒有每週聚會。不過，我仍然經常接到通知，參加了大部分的聚會。第二年陳英士當團契會長，我被分派擔任靈修部的工作，從這一年起團契有很大的改變。團契每週聚會一次外，另外，也在學校教室(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農藝館)舉行晨禱會，每週三次，參加晨禱會的人數有時多達廿多人。以後幾乎團契的聚會似乎就大致上這樣固定下來了。每週一晚上大聚會，晨禱會有時每週兩次，有時每週三次，有時還會有夕陽會(常在園藝館旁的小水池邊舉行)，契友們唱詩歌的聲音曾引起不少路過行人的注意。另外，有一陣子主日上午也有教義研究班，由東海大學校牧下山來帶領，在忠孝路教會舉行。
那時候，參加團契的契友並不只是長老會的信徒，也有衛理公會、信義會......，甚至是聚會所的。不過，當時校內尚有一個校園團契，他們在學校附近的浸信會教堂聚會。還有一個絕大部分由聚會所弟兄姊妹組成的團契，他們也常在校園內聚會。我們團契的特色之一是活潑。我仍記得我們常利用週末或主日下午去拜訪光音育幼院，帶東西去，講故事給小孩子聽，與他們當中的大孩子打籃球......或是去大雅盲童育幼院，為他們整理環境......。有時也利用主日去郊遊，參加外地教會之崇拜，但也因此引起一些困擾。
我大三、大四的二年，團契成立了合唱團，甚至舉行音樂佈道會。大四那年，團契很多契友參加了「學生大使」─主日學後援隊，分別到愛蘭、清水、龍井、花壇......等第的地方教會擔任主日學老師。
記憶中有些事情常令人懷念：
每年一次開學前(下學期)的靈修會：契友藉此更認識，同時也邀請募道友參加，與我們分享在主愛裡的經驗。
出版「百合花」：那時候的百合花是油印的，刻寫鋼板臘紙的，調油墨的，算紙、摺紙的，裝釘的......，大家一起工作到三更半夜的滋味，迄今難忘。
大四那年，團契又出版了「心聲」，做為聯絡畢業契友和在校契友間的媒介。可惜，它的似乎壽命不長，我畢業後，很少看到「心聲」。畢業契友與校內契友聯絡是不錯，但由於不曾謀面，總覺得有困難。最好的方法是畢業契友能偶而回團看看。公事、私事路過台中時，不妨安排一下，撥駕到團契聚會的場所去看看。或許能帶給在校契友的不只是精神上的鼓勵呢！畢業契友也能重新獲得一份力量才是！
我後來又回學校讀研究所，就嚐到了這種感受。
畢業後三年，就是我神學院二年級升三年級時，我又回學校讀書─糧食作物研究所。這時候的團契與我大學時代的團契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。週六的聚會我也常參加，甚至也參加了週日上午的查經班。不過那時候我也繼續讀神學院的課，每週往返台中、台南，此外，也兼學生中心的工作，所以比較忙，團契的活動沒有全部參與。如今想起來可能錯失了不少好機會。不過，很多我研究所時代認識的契友，今日仍然保持不錯的聯絡，這時遺憾中的欣慰。
團契如今是成長呢？還是衰退呢？依我這幾年回團契擔任幾次聚會講師的經驗，是不同了，至少，人數少了，募道友少了。不過，團契所討論的東西似乎比以前更深奧一些。人在成長過程中會變，團體當然亦不例外，我不希望它全然和我學生時代一樣，只希望團契能扮演它應該扮演的角色，參加團契的人能從參加團契的聚會中獲得造就，使契友間的聯繫、感情有增無減，那麼當我再次回團契時，雖然會有陌生，卻必然會有興奮之情，不是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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